再说梁文道:一种思想样本 那么在我看来梁文道的核心框架是由什么组成呢?我以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真诚。除此之外,他还有比较强烈的道德感和原则意识。关于他的成长背景我就不多说了,小时候上学他是个混子,1989年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坐痰罐,锵锵三人行被下架也是因为他的不当言论,他干的“坏事”简直是太多了,所以他能在内地撑到现在属实厉害,但我估计他对于最后这个结果也是早有预料的。 梁文道是怎么做到一直到现在都不被封杀?很多人说梁文道是一个多面手,说他很懂伪装,乃至于虚伪。但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从事媒体工作几十年了,如果他几十年一直伪装,一直虚伪,他能活到现在吗?就算他真的伪装吧,那他这样活着难道就不累吗?所以我认为他的真诚和同情心才是长久之计,当然,也少不了对游戏规则的熟悉与了解,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但他又必然会面临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困
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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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爱” 撕裂社会的爱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汉奸 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国耻 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
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自虐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日本(一)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自序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汉奸 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
套话 老百姓的真心话
反观中国的灾害新闻,过去常有救灾之功大于灾情之惨的惯性,仿佛一场灾难的重点不是灾难自身,而是救灾行动的胜利。这种违背常理与人性的新闻公关手法怎能叫好呢?
浮躁 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日本(二) 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自序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口音 “港台腔”错在哪里
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
自虐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特供 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这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日本(二) 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 of banality)了。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
大国 温柔的必要
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城管(一) 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内容简介
本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喜事 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公开点评
1121“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道长这番话在八分半停播的当下也正是应景,八分半停播又何尝不是源于这种悲哀,太有现实意义反而不能说了。十几年过去了,重复的社会问题一直在上演,但发声的空间却一直在缩小。自下而上的思考总被盖上阴谋论的帽子,传媒如此发达也不过是方便了大众内部消化矛盾,在网络上各“云”甩对方“一巴掌”也就解气了,回到现实继续跪着岁月静好。但这种现实应该归责给大众吗?作为推动结构运作的一环,大众自然有其该被归责的部分,但我一直觉着这种归责对评论者来说应该基于一种自我反思(自我也是推动结构的一环)与最基本的同理心品质,而非把自己摘干净后将对上不敢言的怨气化作对下夸夸其谈的精英式傲慢。从圆桌派认识道长以来
翻开梁文道的《常识》,没有鲁迅式的讽刺言辞,序言里那句自嘲:“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这句话像根针,扎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泡沫——原来那些本该刻在文明底座上的简单道理,竟成了需要被反复疾呼的稀缺品。 梁文道解剖的73个社会切片,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人话这么难? 在仇恨里找“爱国”:一提“百年国耻”,有些人就自动切换成“逢日必反”模式,把历史简化为复仇燃料。梁文道冷峻地指出:我们要反对的是战争罪行,而非整个日本民族。当“清算罪恶”被偷换成“仇视群体”,我们和当年侵略者的“种族优越论”又有何区别? 在灾难里造“神话”:矿难发生后,幸存者被救出时高喊“感谢党恩”的报道屡见不鲜。梁文道撕开这层温情面纱:要么是排练的戏码,要么是驯化的本能,唯独缺了劫后余生者真实的恐惧与伤痛。当灾难叙事只剩下“英雄”与“感动”,普通人的悲鸣便成
道长应该不是失误。他大抵也预料到迟早有一天会有这样的遭遇,在他的下架说明里他表现很平和与从容,在墙外他甚至有过更多政治不正确的行为与言论,只是大多数大陆人可能不知道。道长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他对谁都这么宽容、慈悲,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也不会被各种扭曲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在如今“站边式”浪潮如此凶猛的时代底下,他不是靠边站,而是游走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分析其他立场,比如他作为香港人,但他却会从北京的视角去看待香港,而不是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仅仅从香港的立场去看待北京。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身份模糊,立场不明,招来很多人的不解乃至厌恶和唾弃。但他还是这么从容,他不怨恨谁,也不抱怨什么。道长是真诚的,而这次他被封也正是因为太过真诚了。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也许他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为人正直,有自己的原则,有骨气和勇气,而你跟他相处很愉快,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随地吐痰,那你会因
我蛮喜欢和窦文涛对谈的梁道长, 这本书却让我对一人静坐冥思写作的梁道长有了别样的了解。 比如说那一篇《抗战 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篇精于表达、失于立场的文章。 梁道长所言从纯客观or中立的角度看确实言之有理, 但问题恰恰是人不可能悬浮于世, 我们必然脚踩土地之上、行走时间之中, 我们也必然需要通过父子、夫妻、朋友、伙伴等与他人关系来确认自我, 所以人不可能没有立场, 没有人可以纯客观or中立的对待世间万物, 梁道长也不可能没有立场or出发点的把自己家孩子当做别人家孩子。 有立场意味着:合理的同时还必须合情, 合现实之情,合为人之情。 面对鲜活的个人、有温度的表情、有情绪的表达, 抽象的合理有时会变得那么冰冷、残忍…… 郭德纲常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所有人,在劝诫别人“你如何做个好人”时, 首先都应该把脚放在别人鞋里,去感受一下松紧、异物等问题。 毫无疑问,这个标准对普通人来
多一点常识,少一点聒噪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我们了解世界和时事动态的渠道越来越宽,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流里,如果我们不能做出理智的甄选,进行理智的思考,就会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精神状态,甚至误导我们的行动。 当今世界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而本书中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本书是道长撰写的关乎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社评。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特别是适合我这样平日里“不闻世事”的挨踢民工,读完本书,不觉汗颜,因缺乏应有的常识,在一些热门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也是人云亦云,跟着一起聒噪。 感谢道长,虽然看到有书友诟病,甚至针对书中的言论叫嚣,但我觉得一本书能引导我们理性思考已经足够,至于书中的观点,就算道长很权威,也不可全信,圣人尚会犯错,何况公知呼? 理性学
1.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2.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3.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4.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 5.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 6.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梁文道—《常识》 本书集结了梁文道先生06年至09年间发表在各大刊物的时事评论文章,书中文章涉及民生事件的篇幅短小精悍,涉及国家层面的篇幅较大。他的评论笔触多站在宏观的角度,批判问题。被批判的问题主要包括历史耻辱,网络舆论,天灾人祸,教育缺失,政府形象,国家大事等。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事件,皆是那几年里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新闻事件。 梁文道先生由此衍生出的包罗万象的思考,是当年他对热点事件或经历现状的细致观察,他在文章中,尝试用客观为主,宏观入微的笔触揭示事件背后的常识性问题。因而书集命名《常识》,不足为奇。 《常识》在问题事件的揭露与批判上,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问题本身总结起来可以是一类:“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或现状里的特定事件?”,与之相像的是罗翔老师的《圆圈正义》,一者在民众角度,一者在法律层面,异曲同工,互为交叉。而《常识》在批判国人的“面子工程”上不留余地,是极具讽刺的。 抛却梁文道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我很少看时评,主要是想看的看不到,能看的又过于政治正确。梁文道的自序中说,任何有良知的评论家都该希望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总有现实意义则是种悲哀,如果时事评论是要改变现实,那么现实不变是最大的嘲讽。在这本早已过期的时评中我们是要悲哀一把的,书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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